通过对中医与国学的了解，两者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，也正因为此，中医的发展方向关乎着中华传统文化（国学）发展的命运。 中医在数千年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中华文化各家精髓，汉代医学汲取先秦儒道及其他各家的精髓，隋唐以后汲取儒释道的精髓。中医还不断汲取历代天文、数学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。中医不仅是“科学史上的奇迹”，也是文化史的奇迹。 然而，近百年来中医却屡遭坎坷。伴随着传统文化近现代以来所遭遇的猛烈冲击，中医不但失去了在中国的主导地位，甚而几次面临着被取缔的命运。科学主义的盛行，使“科学”与否成为“资格”标准。凡是不符合“科学”的东西，都要遭到批判、唾弃。中医药学自然躲不过这样的“资格”拷问。在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之下，带“中”的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合法性。 从根本上说，中医的危机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危机。在长期的西方文化中心论、科学主义思想观念指导下，国人对中华文化的信心受到了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打击，中华文化受到了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摧残，中医学也是如此。可以说中医的发展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。
那么中医应该如何发展？
关于这个问题，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张其成教授曾在上世纪末提出一个“中医现代化悖论”。在他看来，中医的发展只能按照中医本身的规律发展，而不能按西方科学、西方医学的模式发展。中医要发展，首先要搞清中医的历史文化，要重新找回中医自己表达的“语言”、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念，进而培育适合发展的优良土壤，或提供中医发展所需的营养成分。要想发展中医，必须要保持中医特色。 所谓中医特色指的是相对于现代医学而言的本质特点，有人将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看成是中医的特色，有人将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看成为中医的特色，还有人将藏象学说视为中医特色。而张教授则认为中医特色就是中医学特有的思维方式，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前面已说过的“象数思维”，即中医是从功能模型、关系虚体出发来构建人体生命系统的。当然，中医发展绝不能离开现代科学、现代医学，要借助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手段。 中医学是一个包含科学、人文等各种成分的极其复杂的混合体，中医的各种成分可以分为“形”、“气”、“神”三个层面，其中“气”和“神”是中医特色和传统文化精华之所在。如果舍去“气”和“神”而保留“形”，那样的中医连初级的西医形态学、解剖学都不如。中医和西医都是研究人体生命的，人不是一堆分子生物结构，而是活生生的生命。医学应尽快回归人生——整体生命的本体，要关注“气”和“神”层面。 其实老子已经告诉我们怎样对待外来文化，简言之四个字：“知白守黑”。在守住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上，一定要了解西方文化，要有包容的胸怀，并为我所用。振兴中医完全可以走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道路，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应该并行不悖，如鸟之两翼，共同为当代中华文化、当代中医的发展提供动力。 对于中医的发展，应当采用“扬长弃短”的态度，应当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，发扬自己的优势“方面”，对自己的劣势“方面”则直接用现代医学来弥补。中医学在代谢性、免疫性、功能性疾病以及多组织、多系统、多靶点性疾病或特定病程的治疗方面，在调整亚健康状态、养生摄生、防老抗衰等方面有着优势，应当“有所为”，而对一些明显处于劣势的疾病则可以“有所不为”，中医的优势发展应当始终以中医为“平台”，而不是以西医为“平台”和发展目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