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学，是本国故有的学术文化，习惯上也称国故。春秋至秦汉之际，是中国学术文化的盛世。所以那时候，在国学的基础上孕育了中医，并成熟、发展至今，为全世界所独有。如果说国学为沃土，那么中医就是名木。
人们常说，中医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的瑰宝。这一句话，绝不能当做一个空洞的口号。
人们面对着天地间的万事万物，其中一部分事物，人可以运用分析—归纳的逻辑方法对它加以认识。但同时另有一部分事物，人是没有可能，或者没有必要对它进行解剖、分析的。当年国学所面对的，就是一个没有可能，或者没有必要对它进行解剖、分析的世界。
而中医所面对的“对象”与国学所面对的“世界”，在本质上是相同的——都是自然、社会、生命领域的，不断变化着的现象及其过程。因此都属于形上性的，也都是“没有可能，或者没有必要对它进行解剖、分析的”。
具体来说，“中医研究的对象是生命过程中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”。状态亦即哲学上所讲的“现象”，在中医里称之为“证候”。状态是不断运动、变化着的，当然是没有必要，而且没有可能对它进行解剖。
正因为如此，国学的观念和思维方法，本质上就是中医的观念和研究方法。尤其《易经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等哲学论着中所体现的观念和思维方法，与中医的关系更为密切。所以，以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为代表，在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基础上，以综合—演绎的逻辑思维为特点的方法体系，就是中医深深地扎在国学之中的无法切断、也不能切断的根。
自然而然，任何一个学习和研究中医的人，都必须在传统的文、史、哲以及逻辑、道德伦理中，健全自己的人格修养，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；进而磨炼自己综合—演绎的逻辑思维习惯，提升综合—演绎的逻辑思维水平。使扎在国学中的方法体系这条根，更深、更牢。
近代中医史上的大失误，是人们对国学的冷寞甚至背叛。从一版到七版全国中医院校统一使用的教材来看，国学的内容，微乎其微——国学遭受到冷寞，中医便随之朝着经验化的方向倒退。
几十年里，人们一直醉心于用西医的研究方法改造中医。然而，西医分析—归纳的还原性方法，与中医综合—演绎的系统性方法相比，两者的思维方向正好相反。所以从科学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关系而言，用西医的研究方法改造中医的“西化”之路，本来就是一条死胡同。人类的科学史表明，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，研究方法是起决定性作用的。几千年来，中医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，形成了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，临床技术体系。因此当扎在国学之中的研究方法的根系被切断的时候，中医的科学理论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将随之衰落。而当中医的临床治疗失去原有的科学与技术体系支撑的时候，中医便沦落为不见文化思想深根的浮萍草——游离于自身科学与技术体系之外的中医，所留下的只是原有体系中的经验部分了。然而经验是人类认知过程的初阶段，它是不能称之为科学的。这就是我们几十年的“努力”，所换来的“中医经验化”。
根据一些实例可以看出，当前中医的现状是：基础理论的科学价值失去了作用，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不善于使用，充斥教材和临床的尽是经验。这就是中医的衰落。然而经验不能称之为科学，所以这种衰落，其实意味着消亡。
这里需要特别强调，今天展现在社会上的“中医”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中医本来的、应有的形象了。所以认识和解决中医衰落的问题，同样要以中医的科学理论体系和临床技术体系为着眼点。以经验为着眼点来思考中医的兴衰，与过去把中医视为经验医学的偏见，犯的是同一个错误。
有人说：毁掉中国两千五百多年的传统文化与科学，有五十年就足够了。这个说法，其实并非夸张。五十年差不多关系着三代人，身在其中的我们这一代人，已经见证了这一过程——国家为中医投入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而人们在发掘、整理、提高、发展、创新、现代化的歌声中，把中医的科学理论体系和临床技术体系基本上毁掉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中医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根断裂了，但又不可能一厢情愿地把自身嫁接在西医的根上。这就使一个成熟的医学科学体系，全方位地滑向了“中医经验化”。
如今，当我们冷静地从国学看中医的时候，不能不又一次想到唐代魏征的话：“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：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源泉；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。”国学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基础，它的基因应当回到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灵魂中来，而不是仅仅把它作一种远去的学术去研究。当代中医衰落的根本原因，是我们一百年来对国学的冷寞甚至背叛。在为此痛心疾首之时，中医应当尽快把国学从博物馆请回到中医学术和临床实践中来，并深切希望从这一历史教训中，尽快生长出复兴中医的智能和勇气来！